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优秀代表———朱庆来

本报记者贾传宇李飚

　　2004年2月5日，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办公室发出通知，在全省农机系统开展学习朱庆来同志先进事迹的活动。而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朱庆来这个名字、“朱站长”这个称谓，在嘉祥县疃里镇乃至方圆百里的干部群众中早已耳熟能详。一位乡镇的农机站长，为何拥有这么好的口碑，又如何成为一名公众人物呢？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把目光聚向了本文的主人公———嘉祥县疃里镇农机站长、49岁的共产党员朱庆来。

　　创办全市第一家农机作业服务合作社，西进东征，转战千里，打造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许多人的印象中，在基层干农机工作是个闲差，在乡镇当农机站长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在嘉祥县疃里镇的农民及周边的农机手们看来，农机站是个不可或缺的办事机构，朱庆来是一位难以离舍的“大人物”。不善言谈的农民能够清晰地表述着他们亲身经历的事实：疃里的农机跨区作业队在短短几年间扩张到百余台联合收割机、千余名机手，规模越来越大；西至河南周口，东到山东威海，驰骋千余里，范围越来越广；到时百姓携浆相迎，走时夹道欢送，收得快、干得好、赚得多，声威越来越大……6年下来，农机收入累计2300多万元，15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

　　“这一切多亏了朱站长。”发自内心的话语里，包含着机手们朴实的感激和真诚的感动。

　　全市第一个农机作业服务合作社成立于1998年的春天，朱庆来这位正股级干部，是这个大事件的策划者、发起者、组织者。其动议缘于他至今难忘的一幕：潍坊的四台联合收割机路经疃里镇，被正在田间望着成熟的麦田发愁的农民拦截住，软话硬话一起上，反正不给割麦不让走……邻村的农民也闻讯赶来，人越聚越多。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硕大的机械，打心眼希望能出现在自家的麦地，能免去全家人几昼夜的劳作之苦。受镇里委派，朱庆来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平息下来，但是，乡亲们那渴望的眼神，深深刺痛着这位农机站长的心，国家农业部等六部委号召大型农业机械开展“西进东征”、“南征北战”的活动更使他豁然开朗。“农民们这么期盼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这么急需进入市场，我们干农机的，有什么理由不把这样的好事办成？”几番思虑、几番考察、几番准备，朱庆来带着20余台联合收割机，打起“嘉祥县农机跨区作业第一大队”的大旗，毅然决然地出发了。

　　由于事前谋划周密，第一次小试锋芒便有喜人的收获。他们先是一路西进，赶到河南项城、商水一带，人歇机不歇地干了五天五夜，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已经麦黄的家乡，用5天的时间把疃里镇7万亩小麦收打停当。随后，又挥师东征，奔向胶东黄灿灿的麦田。20多天后，每台机械的毛收入都在5万元以上，辛苦异常的机手们乐得合不拢嘴。比机手们更累、更高兴的，是他们的总指挥朱庆来。返回嘉祥的路上，农机站的刘成光劝他：“多少天没好好合眼了，好好眯一会吧。”朱站长喜滋滋地应道：“睡不着，我寻思着，咱这作业队明年麦收时准会更大。”

　　果然不出朱庆来的所料，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加入合作社的机械达到88台，2003年时，各种型号的联合收割机已达到218台。800多人驾乘着大型联合收割机，摆开绵延百里的一字长龙阵。机声轰隆隆，彩旗迎风抖，县里、镇里组织的欢送队伍，家里亲人点响爆竹，这壮观的场面着实让人感到风光。

　　农村有句老话：“宁带千军，不带一夫”。带领如此庞大的农机方阵，要在二十多天时间里不停运转，奔赴千里，转战各地，还要在井然有序中做到每台机械安全有保障、作业有效益……可想而知，这支队伍的总指挥要操多少的心、费多大的劲啊！

　　每逢夏秋大忙的前夕，朱庆来和农机站的3位同事总是要多次奔波于河南、河北、胶东一带，联系作业点，观察记录地形，掌握庄稼长势，签订收割协议。这间隙，还要帮助农户检修机具、购置设备。临行前，将所有机车分队编组，每个组安排一名组织协调能力强、技术过硬的老农机手任组长。每位机手都领取到了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操作证，驾驶台前都贴上一张印有运行路线图和注意事项的明白纸。不仅如此，他们还从朱庆来那里知道了怎样遵守交通法规、如何处理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怎么操作能保证作业质量、哪样干可以提高效益……

　　行进多是在夜间，朱庆来和10多位指挥服务人员、专业修理工驾车穿梭于车队前后左右，随时处理应付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遇到岔路口时，朱庆来便当起了“临时交警”，站在路口打着手电筒引导作业队的车辆，尘土飞扬、噪声震耳、炎热难耐，他一站就是二三个小时。前有指挥车引导，后有维修车跟进，浩浩荡荡的收割大军总能顺顺当当地按时抵达目的地。看到最后一辆车开来了，其他机手不约而同地吼上两嗓子，以示庆祝。他们知道，只有在这时刻，朱总指挥才会放心地吃饭。

　　夏收的特点是一个“抢”字。稍加休整后，便投入了争分夺秒的收割脱粒。他们必须在5至6天内完成这里的作业，下一个联系点一片片金黄的麦穗还在等待着他们。机手们干得紧张，干得欢畅，一台机械每天收割上百亩小麦，收入自然也是数百上千元。这些，得益于朱庆来的精心安排指挥：事先已订好引机人领路协调，所有机械短时间准确到达各自作业点，而且可以保证有麦可收、连片作业。每台机械均不少400亩的作业面积、机手亩收入不低于35元、先缴费后作业、不得强迫机手割“人情麦”等等事项，都由朱庆来与当地有关方面郑重地写进了合同。

　　机手们可以轮番上阵，收割机却是昼夜不停。和收割机一样不能歇息的，是总指挥朱庆来。

　　不论早晚，朱庆来总是要每天和每一位机手见一面。见到了朱站长一面，这些“身在他乡为异客”的现代麦客们顿时心里踏实了许多，驾车也不走神了。朱庆来也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作业地点分散，确实没有时间见上一面的，他总是要打个电话问候，盘算着第二天尽早去看望他。

　　出门在外的农民机手们说：“记不清别的无所谓，可别忘了朱站长的手机号码。”大忙时节，上百部电话朝着一部手机打，朱庆来的手机铃声几乎没停过。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棘手难题。

　　晚上9点多，机手陈宣起电话告急：动力总承烧了，3位机手正急得围着机械转圈。朱庆来让他们不要着急，人员先抓紧时间休息，自己会尽快从别的机子上调剂。深夜2点多时，朱站长亲自把配件送来了。

　　天还没亮，在百里之外收割点的机手李长河电话救急：一帮“坐地虎”强迫他以极低的价格收割，否则扣人扣车。朱庆来火速赶到，悄声细语动之以情，严声厉色晓以厉害，半个小时就把此事处理完毕。

　　一位机手在电话中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车上的一个价格5块钱的小件坏了，可在附近怎么也买不着。朱庆来立即派车到100多里之外的商水县城购买，因为他清楚，一台机子停下一个小时，就意味着损失上百元的收入。

　　当得知有队员无端遭围攻、殴打的消息后，朱庆来一方面向当地政府、农机部门通报情况，一方面火速报警，催促处理，不到3小时便把那帮地痞流氓抓获，使机手们有了安定的作业环境。

　　在这些极度紧张的日子里，朱庆来来回穿梭于每个作业点。看到朱站长的时候，也是劳累的机手们最高兴的时候。不少机手会把刚挣到的钱交到他手里。外出千里劳作的农民觉得，已挣到手里的钱还不安稳，只有交到朱站长手里保管才算放心。

　　河南、河北一带的收割接近尾声，嘉祥一带的小麦正好熟透。朱庆来已组织大型运输车，将一台台收割机在一天内全部运回，既不耽误农时，又节省了费用。有的机手没有机械，有的机主缺少机手，朱庆来又及时地推荐、调配，让他们各得所需，使整个作业队高效运转。

　　“嘉祥一大队”名声遐迩，成了同行中叫得响的品牌。之所以能称得上品牌，不仅是因为与其他跨区作业队相比，规模较大、纪律严明，而且，这支现代麦客之旅还有自己的两大特色。特色之一，各作业组都建有“临时党小组”，60多名党员成为作业队伍中凝聚人心、联络沟通、相互帮扶的中坚力量。特色之二，是队里硬性规定：每台机械必须为孤寡老人和贫困户免费收割8亩小麦。队员们将这个品牌看得非常珍贵。共产党员王祥贵有两台机子随队作业，每年义务割麦都在30亩以上。河南省汝南县某村有一户孤寡人家，她的二亩麦田里种了16行树木，别的作业队嫌太费事，多给10元钱也不给收割。嘉祥一大队的张传合来到这里，二话没说就干了起来。当知道这位山东来的机手不仅不怕费工费时，而且还免收费用，老人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三十余载扎根基层，情系农机，为民谋利，带领乡亲驶上致富快车道

　　朱庆来的履历相当简单：1955年4月出生在嘉祥县疃里镇朱井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8岁那年高中毕业后，即进入了当时的公社农机站，干保管、当出纳、做会计，1986年入党，1987年任农机站长……31个年头，从未离开过农机行业。

　　一个人走过的人生足迹，又怎是简单的履历所能涵盖了的呢？

　　朱庆来经历了农机站的起起伏伏、风风雨雨，对这个行业的感情与日俱增、难以割舍；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更是全心倾爱、水乳交融。正如他熟知疃里的一草一木那样，这里的父老乡亲也熟知了这位基层干部的秉性：

　　朴实、厚道，从父辈身上承传下来的优秀品质，不会轻易因世风转换而变异；踏实、肯干，常年基层工作养成的朴素作风，会在平凡的实践中得以发扬光大。

　　朱庆来接任站长之初，正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之时，基层乡镇的站、所也处于进退维谷的特殊阶段。除接下来站长这个职务外，还接下了几间破旧库房、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几十元的账面资金……乡镇农机站的出路在何方？农业机械化的路子怎么走？这类常挂在人们嘴边却又往往不甚深究的问题，在朱庆来心中，却是一个又大又紧的结，令这位深爱农机、深恋乡亲的基层干部长久不能释怀。

　　干部群众很快发现，人不多、钱不多的疃里农机站，各项工作却都有声有色。经营柴油，农民满意，乡里放心，账目清楚，县里把这里树为样板；维修机械，质量好，态度好，信誉在外，还能保本微利。两三年过去了，他们还连筹带借，投资30万元在国道边建起了一个加油站。在给这个加油站起名字时，朱庆来力排众议，执意采用“农机加油站”这个名字。他深情地说服大家：“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咱的农机。”

　　疃里镇地处嘉祥东部平原，距济宁市区仅有10多公里，全镇7万亩耕地，5.8万人，59个行政村。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的个体私营经济一直发展较快，工副业、养殖户逐年增多，以至在全市都有些名气。农民富裕了，从田间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就更加迫切，实现农机化作业的热情随之而涨。

　　作为农机站长，朱庆来及时体察到了这股涌潮，心中暗自欣喜，但同时让他心焦的，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经过十几年间，集体的大型机械已卖掉，1992年全镇仅有的一台大型机械“上海———50”拖拉机还常年“趴窝”。虽然全镇当时有1000多台小马力拖拉机，但仅限于自购自用，配套机具极少，尤其是遇到需要大型机械作业的项目，如土地深耕、作物收获、秸秆还田等，受到严重制约。全乡的机耕地不到30%%，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局面并无多大改观。朱庆来从内行的角度分析这个现象：小型机械重复购置，配套农具跟不上又导致常年搁闲，形成恶性循环。

　　当时的镇长找到朱庆来，告诉他乡政府对购置大型机械的财政补贴政策。“哪家农户购买一台联合收割机，镇里补助5000元钱和5吨柴油指标”。朱庆来和同事们把这一优惠政策广散开来，然而却应者寥寥。农民们善算细账，算来算去还是觉得投资几万多元一年只干半个多月的活不合算、风险大。两年中全镇只购买了两台。

　　朱庆来也意识到，农机利用率低，规模上不去，经营效益就不可能好。这期间，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农机配套和新型农具的推广上来，并且旗开得胜。

　　在农村推广一件新事物，起步时往往异常艰难，推广新型农机具也是如此。朱庆来和农机站的同志们抬着宣传图板赶集，将五颜六色的宣传单送到农民手中；又带着新机具到田间地头作示范、手把手地教老少爷们使用。为了不耽误订货的农户夏播前用上新机具，他们软磨硬缠从供货方手里及早拿到货，又连夜开着车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送到最后一家时，鸡已打鸣，人家揉着眼打开院门，惊奇地问道：“你们这么早就送货来了？”

　　朱庆来是个用心的人。他把自己多年在基层农机站的工作经验、工作方法系统总结归纳。很快，他的这套管理之道被市农机局在各乡镇农机站中推广开来。朱庆来是个专心的人。他在实践中摸索，不断创新，发明了“小麦精播机械化技术”、“化肥深施机械化技术”两项科研成果，虽然仅获得县级成果奖，但却在乡里乡亲们中不胫而传，广为应用。朱庆来是个细心的人。新机具使用中遇到哪些问题？谁家还不会用？哪家还想购买？什么配件容易损坏、需要更换？他把这些记在本子上，一一落实解决。

　　农机作业服务合作社的成功运作，带活了全镇的农机化管理和服务工作。全镇各类农机达2400多台，大型农业动力机械新增123台，联合收割机猛增至107台，居全县之首。与之相适应的，是新机手、农机户队伍连年扩张，许多离别机械多年的老农机手又重操旧业。在疃里这个鲁西南普通的乡镇，小麦联合收割业已普及，机械化秸秆还田、深耕改土大面积推广，玉米机械化收割初露端倪，农机装备水平和机械化水平大为提高。在疃里镇的七站八所中，农机站连年获奖；在全市的乡镇农机站中，他们始终名列前茅。这一切，让党委、政府非常满意，农民群众格外高兴，疃里人深感自豪。这，大概就是“朱庆来”这个名字为百姓传诵的原因。

　　农民付东坤从1999年就开始跟着朱庆来参加麦收会战，虽然当机手苦点累点，可肯干的他五年下来积攒了一笔钱。今年春节刚过，朱庆来又帮助他购买了一台7.25万元的福田牌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付东坤越来越自信了：“跟着朱站长干，三两年内准保收回成本。”像付东坤这样由机手变机户的，在疃里镇不少，还有的机户由先前的一台机械，变成了二台、三台，加足油门驶上了致富快车道。

　　每到麦收、秋种时节，合作社统一调度管理的160多台大型机械威风凛凛地奔波在全镇7万亩土地上。尤其是麦收在即，眼看是茫茫麦海，转眼四五天间，农民便将粮食收回家，少了过去的苦不堪言和忧心重重，多了几许轻松和潇洒。这些天里，本镇的工副业、养殖业、餐饮业照常运营。

　　眼见此番景象，镇领导颇有感慨：“过去这么号召、那么补贴都不管用。有了老朱的合作社，机械发展起来了，农机户发财了，咱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是：行政手段不如经济手段，而带领农机手们闯入市场，又多亏了老朱和他的合作社。

　　付出超乎常人的代价，重病缠身，痛失爱子，共产党员心中的天平依然不会失衡

　　与往年不太一样，2003年的跨区服务作业是在非典肆虐的大背景下踏上征程的。凯旋归来，农机站院里即刻成了机手们的欢乐大本营。这时，一位机手向同伴说：“朱站长这回真是累得够呛，你们看他……”人们循声望去，只见朱庆来一个人立在角落里，深深地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看不见他的眼神，只看见那张比平日里暗了许多的脸。

　　有人声音沉沉地吐出了几个字：“朱站长的大孩子，前两天没了……”

　　人们的表情瞬间呆滞了，院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般。很快，几乎所有的汉子们的眼都饱含了泪，有人抽泣起来。

　　大家谁能忘记，朱庆来的大儿子朱绍然患病，是四年前的事。

　　1999年5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南周口指挥90台机车大战方酣的朱庆来，突然接到家中的电话：17岁的大儿子因大腿骨折被送进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得知此讯的同事们纷纷劝他快快返回，却被他拒绝了：“正忙到关口上，我这个指挥员哪能下火线。”直到6月5日，朱庆来才带队赶回嘉祥，但家也没回，医院更顾不上去。因为，在嘉祥一带收获小麦的任务仅有4天的时限，根本没有短暂喘息的时间。况且，他带回的青岛、河南等地的机车，正等着他安排人领机下田呢……晚上11点多，刚拿起筷子，又接到岳母的电话：“你家的地都收完了，老二把麦子都扛到屋顶上晒了。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还是上济宁去看看他娘俩吧。”听到这里，老朱心里一阵酸楚。自己带着作业队一天能收割十多万亩小麦，而家中的5亩小麦却得让邻里帮助收割，却得靠15岁的二儿子把几千斤小麦一袋一袋吃力地背到房顶；自己带领着200多人的队伍行程千余里，全都安然无恙，可自己的大儿子忍受了十几天的伤痛，还没有见到爸爸一眼；自己两个多月没管过家里一件事，瘦弱的妻子心挂多头，操心劳累，昼夜难眠，她能撑得下来吗？想到这里，朱庆来一口饭也咽不下去了。

　　午夜时分，他才赶到医院。此时，病房里一片寂静，光线昏暗，正在做牵引治疗的儿子使劲咬着嘴唇，额头上不停往外渗汗，妻子不停地为他擦拭。见到推门而进的朱庆来，儿子失声地叫道：“爸，你可来了。”妻子忙用毛巾捂住嘴，扭过脸去……

　　内疚、爱怜、悔恨……朱庆来感到自己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渐渐稳住了神，不住地低声安慰儿子、宽慰妻子。天快亮了，他打来一盆热水，慢慢地、轻轻地为儿子洗手、擦脸。然后，顿了几顿、试了几次，才向妻儿说：“那边实在太忙了，我得走了。”妻子叹了口气，像是无奈，又像是惆怅。懂事的儿子知道爸爸的心事，说道：“你走吧爸爸，我知道你忙。”忍受病疼折磨的孩子，比平时更需要父爱，他望着爸爸的眼神里，分明有几分恋恋不舍。

　　第二次到病房探望儿子，又是到了后半夜，还是天一亮就告别妻儿。这是朱庆来在儿子住院期间仅有的两次陪伴，加起来不到10个小时。6月11日作业队又要奔赴胶东，朱庆来到医院要求医生并劝服了儿子和妻子，接儿子提前出院回家治疗。安顿完毕，紧接着带队东征了。

　　在以后的几次治疗中，儿子朱绍然的腿终因两次错位，导致严重感染，不得已只能截肢。截肢输血的后遗症无情地折磨着这位20岁小伙子的肌体，也针扎般地刺痛着朱庆来夫妇的心。

　　2003年5月下旬，病情不断恶化的朱绍然突然出现大出血，院方下了病危通知，并明确告诉家属：病人的时间不多了。而几乎是在同时，跨区作业队5月26日出发的通知也从朱庆来的口中传达出去。这时的朱庆来，面临着有生以来最痛苦、最艰难的抉择。若带队出发，很可能就是与抚育二十余载的亲生骨肉永别，儿子求生的呼叫和祈求的目光让他五内俱焚；若在家陪伴病儿，此次不同寻常的外出作业又让这位总指挥怎能放心得下，在非典最紧张的关头，1000多人的队伍稍出现闪失，后果不堪设想。是留下来尽一位父亲最后的职责，还是迈步走出家门，担起一位总指挥关键时刻的责任？

　　家里，二弟向平素非常敬重的哥哥吼道：“你这次要再出去，我就不认你了！”话音未落，传来大儿子绝望的哭声。农机站里，830多名机手正忙着体检、领证、编组，在略有几分紧张的气氛中，不知内情的他们正翘首以待总指挥的出现。

　　深知朱庆来，同时又深明大义的妻子刘晓翠说话了：“你悄悄地走吧，家里有我。”她心里清楚：上百台机械在等着他指挥调动；农户花七八万块钱买一台收割机，就指望这月把时间了；今年镇里又新买了几十台联合收割机，就是冲着朱庆来这个人。眼下非典闹得这么厉害，他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啊！

　　5月29日深夜10点40分，朱庆来收拾好行装，擦了擦眼泪，偷偷定睛望着儿子稚嫩而削瘦的脸庞，他不敢靠近儿子，更不敢深想什么，只能在心中默默地说：“好儿子，再见了。”他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好儿子，你一定要挺住了，等着狠心的爸爸回来陪你。

　　朱站长的到来，有条不紊的紧张作业，使机手们因非典而起的恐慌情绪渐渐淡去。而在众人面前，朱庆来把悲痛压心底，依旧大事小事指挥若定，手机仍像往常一样响个不停，但一见是家里的号码，他的心便猛地“咯噔”一下。家里传来的每一个信息都让他揪心：

　　“绍然昏迷一天多，晚上说胡话，嘟嚷着想去旅游、去爬泰山……”

　　“孩子又能说话了，刚才还哭着说：俺爸爸再不回来，我就见不着他了……”

　　22岁的大儿子就这样走了，临走前也没能见上爸爸一面。望着孩子的遗像，朱庆来没有更多的话安慰悲痛欲绝的妻子，只说了句：“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咱全家。”说完，便长久的无言。

　　当站长18年来，朱庆来总觉得农机站该干的事一个接一个，件件事关农民，都是急事、重要的事，每天起早贪黑还觉得时间不够用。而家里的事，却很少顾及。1991年秋季，小麦播种机的推广在全镇59个行政村中全面铺开，朱庆来和同事们忙得脚不连地，好几天没顾上回家一趟，更难抽出时间侍奉身患重病的老父亲。直到有一天傍晚，镇领导在播种的田间找到他，带来老父亲已口吐鲜血、危在旦夕的消息。朱庆来兄弟六个，他是老大，却是父亲去世前在身边尽孝时间最少的。“父亲临走时望着我的那眼神，现在还常在我眼前晃动。”十多年过去了，这种隐痛仍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在工作中自信的朱庆来，常常自责自己不是一位尽孝尽心的好儿子，也不是一位关爱有加的好父亲，上对不住父亲，下对不起爱子。其实，为了自己钟情的农机事业，他又何尝对得起自己的身体呢？

　　2000年5月麦收跨区作业出发前，家里人和同事们见他面色异常，便催促快去医院检查。朱庆来不敢跨进医院的门，恐怕一旦查出病来，会影响作业队刚刚鼓起来的士气。他硬是坚持着，一直挺到麦收工作全部结束，才到县医院检查，方知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不久，他的胆囊炎症状也日趋加强，以至不得不卧床休息。

　　从此，每次外出作业前，他都要带上中药和药锅；从此，每次出发回来后，他都像散了架，糊糊涂涂睡上两天；从此，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先喝下治糖尿病的中药，半个小时后再喝治胆囊炎的中药，半个小时后才能吃饭……几年前90多公斤的体重，迅速下降至70来公斤，脸色失去了以往红润，身材已不像先前那样魁梧。然而，进入工作状态，他的声音依然那么宏亮，脚步依然那么矫健。

　　一位同学曾开导他：“你一个小小的农机站长，整天价拼死拼活地忙，值吗？”朱庆来立即反过来开导人家：咱们成天说要农民增收，不改变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行吗？咱们要推进农业产业化，不搞农业机械化，行吗？咱们搞机械化，不兴办合作社，不让农机走向市场，没有我们这些人服务，行吗？

　　也有人劝朱庆来：你人熟路熟关系多，自己也弄台机械加入进去，稍微关照一下，一年赚个三五万元没问题。朱庆来淡然一笑：“别说有私心，就是有点偏心也干不好这个总指挥。”他自己坚决不买机械，两家亲戚的机械也从未得到他的半点照顾。跟着他干的普通机手，夏收时一个月中可获得几万元的收入，而他这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却心安理得地拿着739元的月工资。有人也劝他把每台车的服务费往上调整些，也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仅不涨价，今年反而又将去年的350元服务费下调到300元。原因很简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机手们的亩收入有下降趋势，而我们要靠严管理把费用降低到最低程度。”

　　近年来，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的优秀代表，朱庆来获得了乡亲们的爱戴和赞誉，也获得了全国农机化科普先进工作者、山东省优秀农机站长、济宁市劳动模范、嘉祥县优秀共产党员等40多项荣誉称号。对于诸多耀眼的光环，他似乎看得并不太重。他看重的是这样几个大数：农机合作社已为农民兄弟机械收割了68万多亩小麦，农机手们的总收入已超过2000多万元。他所思虑的是，农机化如何适应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怎样才能更好地为农村经济服务、为农民兄弟服务？乡镇农机站还能更多地为乡亲们做些什么？

　　朱庆来知道，只要常怀一颗爱农、为农之心，这些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问题，就一定会找到答案。朱庆来知道———答案就在父老乡亲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