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被打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纷纷离开家乡，奔赴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和生存。

伴随进城务工热潮，就诞生了留守儿童群体：他们被外出务工的父母留在了农村家乡并交由祖辈或亲戚代为监护，平时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减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一文件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据民政部统计，2018年我国留守儿童总数为697万，其中69.5%分布在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等七个中西部省份。

当提及留守儿童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可怜、自卑、敏感、社会适应不良这些消极方面吗？确实，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抑郁、孤独、焦虑等负性情绪体验较多，幸福感、快乐感等积极情绪体验较少，注意力不集中、同伴交往问题与品行问题相对突出，社会适应状况整体上较差。

追根溯源，留守儿童的适应问题始于“留守”生活。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就留守儿童而言，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他们的家庭抚养环境中存在着缺少父母关爱、家庭气氛冷清、缺少沟通、学习管理不善、监管不力、家庭应对能力差等不利于健康成长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统称为家庭处境不利。近40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环境中多种风险因素并存时, 它们倾向于以累积方式发挥作用, 且对儿童发展存在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对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构成了挑战。

面对这一挑战，一些儿童较为敏感，压力体验明显，出现了抑郁、孤独等不良情绪体验以及沉迷游戏、吸烟等行为问题；一些儿童能积极应对，主动利用内外部资源、不断调整自己的身心状况，向阳生长。那么，留守现象引发的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究竟是怎样对儿童社会适应产生消极作用的？又有什么因素起到了缓冲作用，导致同样是处在留守背景之下的儿童的成长出现了分化？这些影响是否会随着留守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为了解上述问题并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应对家庭生活中的挑战，我们对651名农村儿童进行了两次入户调查，中间间隔一年。对其中285名留守儿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不仅会引发留守儿童当下的压力体验进而对当下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还会对儿童一年后的压力体验以及社会适应带来不利影响。有些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良好，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内心拥有自立顽强、明理感恩、宽容友善、自信进取、乐观开朗五种积极心理力量(统称为心理资本)的同时，还拥有充足的外部支持资源。例如，有的孩子自立、自信、自强，更容易获得老师、同学和亲戚等人的帮助，这些丰富的心理社会资源有助于他们缓解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从而保持良好适应。

由此可见，要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适应留守生活，可以从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出发，对祖辈照料者和外出务工父母开展系统化的协同教养培训，传授亲子沟通、行为监管等技能，从源头上改善家庭功能中的弱化面以重构家庭生态系统。其次，从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入手，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着力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社会资源水平以增强其抵御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的免疫力。总之，“重构家庭生态系统”和“培育心理社会资源”双措并举, 可能有助于提升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